杭州9月6日电 题：中国敦煌学研究三足鼎立，浙江何以成为重要一极？
记者 严格 林波 曹丹
甘肃敦煌，地处中国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往来的交通要冲，也是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的交汇之地。
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第17窟(即藏经洞)中大批写本文献横空出世。敦煌文献纵贯六百余年，时间跨度从公元4世纪延伸至11世纪初，为研究早期中国提供了连续且完整的历史档案。更独特的是，敦煌文献跳出了传统史书聚焦帝王将相的叙事框架，真实记录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堪称一部鲜活的中国古代社会“百科全书”。
敦煌文献面世以来，中国敦煌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北京、甘肃与浙江三地“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
浙江与敦煌相隔数千里，为何能成为敦煌学研究的重要一极？
近日，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涌泉，探寻浙江与敦煌学的深厚渊源。
“敦煌在甘肃，但敦煌学的一个重要中心却在浙江，这并非偶然。”张涌泉开门见山说道。
浙江与敦煌学的渊源可追溯至1904年。当时，浙江学者叶昌炽便在《缘督庐日记》中，记载了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与考订，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开端。此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一批浙江籍学者积极投身敦煌文献研究，奠定了中国敦煌学的基石。
敦煌研究院首任院长常书鸿与继任者樊锦诗均为浙江杭州人，前者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后者有“敦煌女儿”的美誉。此外，云南昭通人姜亮夫在20世纪30年代赴英法留学时，放弃学位辗转抄录敦煌文献，回国后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工作40余年，开创了浙江敦煌学的研究传统。
谈及浙江敦煌学的特色，张涌泉表示，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有两大核心优势：一是敦煌语言文字研究，二是文献整理功力。
姜亮夫著《瀛涯敦煌韵辑》，杭州大学教授蒋礼鸿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均是敦煌语言文字、敦煌俗文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之作。
所谓敦煌俗文学，是指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一批以通俗语言创作、面向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它生动反映了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的风貌、文化特质和语言特点，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然而，当代研究者要准确解读敦煌俗文学文本，不仅需辨读其中的错字、俗字和方言词，还需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观。以敦煌俗文学中的“变文”为例，作为一种已失传的唐代讲唱文学，其口语性强、字词晦涩难解。
“正是依靠蒋礼鸿先生等学者运用训诂学方法，破解了大量疑难字词，才推动了该领域的关键性突破。”张涌泉说。
此后，姜亮夫、蒋礼鸿的学生郭在贻，以及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的学生张涌泉等一代又一代学人持续聚焦敦煌俗字、俗语研究，编撰《敦煌俗字研究》《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等，将研究范围拓展至全部敦煌文献。
“敦煌文献绝大多数是写本，且多为残卷。若缺乏语言文字功底，整理时极易出错。而浙大学者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学根基，整理的文献质量较高。”张涌泉说。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约7万号敦煌文献实现数字化共享，张涌泉的学术团队开启了对散藏于全球数百家中外机构及个人手中的敦煌残卷的大规模缀合实践与理论探索。据张涌泉统计，大多数敦煌文献可以缀合的比例达到25%左右。
今年4月，该团队将部分成果结集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一书，并对藏经洞文献的性质提出了全新观点：莫高窟藏经洞实为存放修复材料“古坏经文”之所，即“故经处”，也就是专门存放废弃经典的地方。
尽管如此，这并未减损千年写本文献的珍贵价值。
目前，有关部门正积极推动各国收藏机构协作，按照统一的数字化标准，让散落世界的文明碎片，在虚拟空间中重新拼合，再现敦煌文献千年风采。
“我们正以开放的姿态，积极拥抱数字技术。”谈及未来，张涌泉充满期待。他表示，数字技术的革新，将进一步提升敦煌文献缀合的效率，“我们要努力完成前辈学者缀合全部敦煌残卷的夙愿，让千年敦煌文化在数字时代重焕光芒”。(完)